六十九










  在这个家庭里感受到的是一种非常低沉的气压。等到一切拾掇清,该烧的烧了,该沉的沉了,张教官的父亲才叫媳妇安排着客人睡觉。家里只有两条炕,变吉哥愿意张教官和媳妇去团圆一夜,那媳妇怎样也不肯,她把春儿拉到自己屋里去了。变吉哥、张教官,老人,三个人睡在西屋。

  春儿和张教官的媳妇,早早吹灭了灯,可是不断的小声说话儿。这个媳妇给了春儿一个很好的印象。

  “你认识字不?”春儿问她。

  “小的时候,跟着哥哥念过一本头册。”媳妇说。

  “在村里参加了工作没有?”春儿问。

  “参加了妇救会,”媳妇说,“有时也帮着集合集合人儿,统计统计数目字儿,我不知道那叫不叫工作。”

  “叫工作。”春儿说,“你为什么不出去?”

  “出去是好,就是舍不得家呀!”媳妇说。

  “你当家的在外边,舍不得谁呀?”春儿说。

  “舍不得我这立柜、红箱、梳头匣子、镜子、花瓶、小吃饭桌儿;舍不得我睡觉的这条炕。”媳妇一边念叨一边笑,“庄稼主儿过日子,就是这么一堆呗!”

  话音还没有落下去,街上忽然响了一声枪。

  枪在街里乱响起来,听枪音又不像打仗,有的冲着天上打,有的冲着地下打,有的冲着墙,有的冲看门子窗户。这是土匪绑票的枪音。

  在临街的高房上,有人大声喊叫:

  “枪子儿没眼,有事的朝前,没事的靠后!”

  接着砰砰的就是一梭子子弹。

  “这是叛徒高疤的声音!”春儿吃惊的说。

  张教官的父亲,叫起张教官和变吉哥,开门跑出来,砸了媳妇的窗子一下,就都上房跳到村子后面去了。

  媳妇拉着春儿出来,说:

  “我们也从房上跑,后面就是沙岗。”

  她扶着春儿上了小耳房,春儿刚要回过身拉她上来,从西邻的房上,跳过一个土匪,端着枪问:

  “别跑,谁是女学生?”

  春儿没答话,转身就往下跳,一枪打过来,子弹贴着她的耳朵穿过去。

  春儿栽到沙岗上,荆棘刺破了她的手脸。她等候那媳妇跳下来,她听见一声尖叫,那媳妇叫土匪捉住了。

  街里,枪声夹杂着乱腾腾的叫骂、哭喊、哀求。土匪们架着绑住的人往村北去了。

  春儿赶紧藏到一个刨了树的土坑里。土匪们从她身边走过去,到了最高的沙岗上,放了一声枪。春儿听见高疤打骂那些被绑的人:

  “喊叫!叫家里拿现洋来赎你们,你们都是抗属,不然就毙的你们这里!”

  沙岗上接二连三的喊叫起来,里面也有那媳妇的脆弱的声音。春儿心里多么痛苦啊,那媳妇是为了让她快跑,才晚走了一步。不然,是会跑出来的。这是高疤新从张荫梧那里学来的政治绑票吗?

  高疤不断往村里打枪,过了好久,从村里出来一个提着灯笼的人,一边走一边大声咳嗽:

  “朋友们!我是烧窑的张老冲。我给你们送钱来了。这不是,放在这棵大臭椿树下边了。”

  “多少?”高疤大声问。

  “四八三百二。”张老冲说,“白天刚叫日本抢了一下,硬货实在太缺。”

  “你当过牲口经纪,连行市也不懂?”高疤喊叫,“牵你一条骡子,你得给多少?”

  “咱们赌场上不见,酒场上见,”张老冲说,“看我的面子!”

  “你这老家伙,还有什么面子!一个票儿再添二十,少一个,就叫他们抬门板来吧!”

  这是一个女人。春儿听出是俗儿的声口,差一点没有呕吐起来。夜猫子叫的难听,如果一只公的和一只母的在一个桌面上唱和起来,那就更要命。

  “女镖客!”张老冲打着哈哈,“在团长面前,你该给我帮个好腔才是,怎么还打破桃?”

  “那就放下吧。”俗儿说,“你回去告诉村里,高团长这回不是绑票,是筹划军饷。”

  “是。”张老冲提起口袋来摇了摇,洋钱在里边哗哗的响着,说,“过来拿吧!”

  高疤过来提上口袋,喊叫了一声,又放一阵枪,就带着他的人马奔公路那里下去了。

  张老冲打着灯笼,在一个拔了坟的大坑里,找到了那些遭难的人,给他们解开绳子。

  春儿回到家里,那媳妇扑到她怀里痛哭着说:

  “你带我出去吧,家里呆不得了,我什么也不要了。”

  张老冲提着灯笼,对张教官的父亲说:

  “不要难过。咱们宁叫财帛受屈,不能叫人受屈。钱财是倘来之物!不过,我要说大兄弟一句:可能是你拿书换杂碎肉的时候,走漏了风声!”

  听说春儿她们要走,又自报奋勇,送她们一程。他对春儿说:

  “女同志,昨天有幸,我们见过一面。我自己再介绍一下:我叫张老冲,是我们这一带有名的好赖人儿。好事儿里面有我,坏事儿里面也有我。我认识高疤,我可不赞成他。这叫什么,日本人刚刚放火杀人走了,他们就来绑票,这叫趁火打劫!还说什么筹划军饷!这算什么军头?我,可也不是什么正经人,我从小赶趟子车,后来当牲口经纪,现在烧窑,也拉过宝局,也傍虎吃过食儿。可是我赞成抗日。高疤这回专绑抗属,又图财害命,又破坏抗日,证明他心肝都黑了,以后我就不招惹他,你们可别把我也看成他们一起。”

  “你们村里那些民兵哩?”走出村来,春儿问。“唉!”张老冲说,“从一修公路,日本人又这么一闹,村里的工作有点儿泄气,同志,要打几个胜仗才行啊!这也不能怨老百姓,谁经过这个年月?可是,我们不能悲观失望。当一辈子人,顺水能凫,呛水也得能凫。看事情,就像交朋友一样,要往长远里看。当人家红火了,你才看见人家红火,那不算能耐;在他不红的时候看出他能红,这才算眼力。你们别看我无二八非了一辈子,我可不是个轻易就随风转舵的人。你看高疤今天夜里横不横?四条人命在他手心里攥着,愿意打就打,愿意骂就骂,别人不敢吭声,这算不算威武?可是我说他不行,他一百个不行,他没有好结果。日本人就不用说了,那更是暴横绝短。可是,依我看,它像我们村边常常刮着的旋风一样,谁也不知道它在什么时候起来,只要留心,谁也能看到它的灭亡。它旋的越凶越快,消灭的就越麻利。日本没有根,它是没头没尾的旋风,在中国地面上做梦。它虽说找到了高疤这些人,这些人既是我们这一带的败类,就绝不会成事。反过来看,我们八路军找到的净是些什么人,这些人,是这一带地方的真正的财宝,结实的根。从人上看,八路军一准能成事。看见日本人修了一条公路,烧了几间房,有几天看不见八路军,或是看见八路军打了一两次败仗,就说抗日不行了,我绝不相信这个。天南海北,我哪里也去过,什么人物我也见过。我见过品正操吕司令。我见他,不是在他带领了多少支队,手下又有多少司令的时候。我见他,是在去年七月间,他不愿意南撤,带着一支小队伍往回翻的时候。那时候,人们每天看见的是队伍往南逃,谁也没想到队伍会往北开。我正在安国东长仕庙上拉着宝局,一天晌午,我站在那大庙的山门高台上吹凉风,看见他带着队伍从正南下来了。这队伍,鞋袜不整,脸上都有饥色,走的实在又困又乏。吕司令走在前边,脸晒得很黑,步眼很大。他看见我站在庙台上,就问:老乡!这是什么村庄?离城几里?我说:东长仕,离城八里。吕司令叫队伍站好,在我站的那个大石牌坊下边讲了几句话。这一段话,直到现在我还记得。这段话是说我们要抗日,就不能怕艰难;我们的力量虽然小,可是有群众支援。他讲的很短,可是力量很大,我看见那些军队立时精神起来,结了结鞋带,就奔安国去了。到了县衙门口,把两门子小炮一支,就收编了伪商团一百多枝枪,这队伍越闹越大,后来打着野外,在十二村解决了土匪高建勋,我都亲眼见来着。从那个时候起,我就认定吕正操这个人,行!”

  老头子一路话语不停,送出春儿她们十里。